最后的倔强

　　沈德磅

　　祖父在风烛残年的那段日子里，零零碎碎跟我讲起那个穷困慌乱的年代。他说祖上从福建漳州一路往北，水路、陆路颠沛流离，最后逃进了一片大山。荒野茫茫，他们对着山峦喊叫：“再也不逃了。”“……不逃了……”山鸣谷应，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从天空覆盖脚下的整个世界，所有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祖父的讲述是支离破碎的，他的喘息断断续续，每一句描述似乎都让他陷入思绪的阵痛。祖父不愿透露更多关于过去的年代，还有他的故事。或许祖父认为他的所有过去都是苦涩、平庸的，不值得我去了解和记忆。

　　在那最后的日子里，祖父更多的是坐在厅堂前的连廊里晒太阳，看着大家在祖屋西侧热火朝天地盖房，在厚厚皱纹的掩藏里微笑着打盹，任口水从他的嘴角里流出，淌在托起腮帮子的手腕里。他已卸下了一个族长所有的威严。后来，他连廊也不坐了，静静地躺在祖屋东侧小小的耳房里，等着所有亲友前来告慰，等着房子的结顶，等着最后那个熟悉朋友的召唤，就这么静静地等。

　　一个差不多同龄的老人来探望，祖父倔强地半坐起身邀他床沿坐下，然后两人手握着手讲了好久。老人回忆说他们一起躲“抓壮丁”藏进一个坑洞里，三天没吃没喝不敢出来，说祖父的老婆是用五担的番薯丝换来的，自己还帮挑着走了好长的路。祖父说自己年轻时在他的怂恿下去偷鸡，结果鸡没偷成还被人骂“偷鸡贼”追了一路，差点名声尽毁，自己帮他打架，回家之后被阿母痛打，还说自己第一次笨手笨脚地跟着他学犁地，那个犁很笨重，牛也不听话。两个老人说着说着就笑了，接着又是莫名地哭，他们在“相互揭短”的时候退缩成两个情绪化的孩子。

　　我从来没听祖父讲那么多的话，似乎只有同一个时代的人在彼此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相互诉说。我认真地听，试图在老人们的讲述里熟悉我的祖父，贴近那个年代。

　　我找寻交谈里的蛛丝马迹，试图解读过去。那时的山野零星散落几户人家，“闽南语”乡音相似，这里的风也相似，带着海盐的气息。所以即使再也回不去了，在这里生活，都不算离故乡太远。或许祖上再也无力逃亡了，到了这里已然是山穷水尽。

　　我的推断大概率是准确的。不管是否山穷水尽，或许，他们再逃到哪，真的不会再有另一个地方与故土漳州那么相近了。

　　他们的选择是倔强的。在一片人类文明尚未生根的土地生存，就意味着要前所未有地改造荒野，让大地熟悉种子，让木柴熟悉火焰，让生命透支狠劲向土地索取口粮。

　　可以想象，在那个蛮荒的年代，任何一个地方对一个外来者都是心存戒备、虎视眈眈的，更何况是一个天遥地远的逃荒者。他们是要多么谦卑、谨慎地遵循当地法则才能从夹缝里谋求一线生机。

　　激烈的冲突在一个盛夏的午后无可避免地爆发了。溪流下游的水全部被截流，为了引水保墒，祖上寥寥数人与精锐尽出的陈氏在溪滩上展开械斗。锄头、铁锨、扁担、门闩，一个个农具成了抵抗命运的武器，激斗画面早已消失在岁月的黑洞里，而溪坝上的那块大青石在毁堤的瞬间滚落，永远地沉入坝下的溪潭里。即使几百年过去了，每逢枯水期，那块青石总要倔强地露出水面，孤独地站立着。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祖上在山坳盖起了小木房，在溪流旁苦心经营了一畦畦田地，在坡岭里埋下了逝去的亲人，替无名的山坳取名“墓后”，给行走无数遍的山岭唤作“墓后岭”，称自己为“墓后人”，他们的身份总算得到了这片土地的认可，从此算是在山里扎了根。

　　1997年的秋天，我已在镇上念中学，家族的顶梁柱由我的祖父那一辈换成了我父亲那一辈。年迈的祖父三不五时地坐在大厅的连廊里，看着祖屋西边紧挨着的小山坡和竹林子正在被一锄头一锄头地蚕食，山村里好多人前来帮忙打地基、挑土方、搬石块，这里即将要盖起五间三层的砖瓦房。

　　如火如荼的场面令他又记起了墓后白蚁泛滥、“瓦厝内”安家的情景。那是阿太那一辈，“墓后”白蚁泛滥，木制物件被白蚁啃噬，无一幸免。倔强的“墓后人”对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白蚁大军手足无措。在秋天的一个台风过后，他们只好灰头土脸地离开“墓后”，被迫再一次举家搬迁。他们不知道还能躲去哪里。

　　山村的族群早已接纳“墓后人”，谁都不愿再看到任何一个家庭因灾祸而离开，他们倔强地拼凑了一块地，借的借，送的送、换的换，像蚂蚁军团一样协助“墓后人”在“瓦厝内”安家。于是，我的祖屋—五间木屋从此在“瓦厝内”生了下来。

　　而这皆是我根据只言片语与仅存物件对过往的追溯与记忆。我一直以为，一个最贴近那个年代的人，理应把过去的记忆拓印并代代相传。直到我也为人父，我才知道世间所有的父亲与祖父一样，他们对默默吞下的苦果守口如瓶，他们从来不诉苦，或许这源于对耕牛的感同身受与对生活的清醒认识，似乎倾诉了苦，这些苦就要反刍。

　　于是，我释然了。我对祖父的陌生感是一种必然。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个早出晚归、弓背耕耘的老人，他的双手一年四季皴裂着不知道愈合，这是我肤浅看到的。还有不同的人喊他不一样的名字，他笑、骂着做出不同的回应，这是我粗略听到的。他的一生是艰辛而漫长的，即使跟着他相依为命生活了四年，我也仅是知晓祖父是一个贴着火笼睡觉、打着沉重呼噜的倔强的老人。

　　诉说总会结束，人总是要告别的。祖父抬头看着横担在床铺上方的寿棺，沉默无语，接下来是两个老人的沉默，然后是一片的静默。无论多么漫长的一生终将被收藏在一个幽暗而狭小的空间里，来探望的老人在寿棺遮挡出的暗影里抽身离开了。后来，陆陆续续有人来探望祖父，可再也没人能跟祖父说那么久的话。

　　祖父静静地躺着，一边等着房屋结顶，一边等着死的到来。1998年春，祖父在弥留之际依然惦记着盖房子的事，他叮嘱着要尽早盖好房子，不要因他的后事而耽搁。只有盖起了坚硬的砖瓦房，才算真正站起来了。坚硬的房屋似乎再也不怕白蚁、台风了。而在之后的蛮长的一段时间里，山里又陆陆续续挺起来好多高高的房子。似乎整个山村的人都听进了祖父的遗言，都在为抵御下一轮更厉害的灾难而倔强地准备着。

　　死亡终究是比房屋结顶先到，祖父略带遗憾地走了。那时我已经念初一，对死亡也有了一些认识。我的祖父曾带我参加过好几个葬礼，我的唯一印象是热闹。葬礼上每个人都忙里忙外，哀乐不停地演奏，几个女子跪伏在棺椁前凄凄厉厉地啜泣，大厅中央一个铁桶不停地烧着纸钱，火光映衬下整个厅堂金灿灿的，好多人带着笑意说老人年近百岁、子孙满堂，这是喜丧。所有的悲伤尽数被金灿灿的热闹所掩盖。死亡本身并无恐惧，死亡只是慎终而思远，我倔强地认为。

　　又逢清明节，我们回到“墓后”扫墓。人群里最接近那个年代的人是二伯，他在祖坟前，提醒着哪个穴里睡着哪个阿太，哪个穴里睡着祖父祖母，叫我们记着。二伯还说：“很多人不住山里了，山里好多房子建了又空了，近些年好多墓都迁走了，留下一个个空坟。这里终将是一座座空空的山头呀。”

　　我们都是倔强的人。很多人倔强地空守着山村，不让山村死气沉沉，我也痴心地写一个个故事，妄想让山村再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