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吃”的年代
沈德磅
我白天在小镇上班，晚上返回城里，朝九晚五，千篇一律。小镇冷清幽静，城里灯红酒绿。住城里一段时间后，我也学城里人逛商场、喝咖啡、泡工夫茶，在小区里跑步、锻炼，遇到不熟悉的人也试着点头问好，学着说轻风细雨的话，煞有介事地装作城里人。
我在通勤的路上，常要胡思乱想，设想出身、臆想未来，尽是些虚无缥缈的事，只有肠胃里传来的饥饿感强烈又真实。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为这种不合时宜的饥饿而自责。我的身体还停留在那个过去的“贪吃”年代，而城里压根没有仅为“贪吃”而活的人呢。
我经常自我嫌弃。我把我的饥肠辘辘归咎于祖祖辈辈对进食的欠账更迭与基因传承，于是到了我这一辈，也就几乎只剩一副“贪吃”的躯壳了。我的“贪吃”不是我这一辈人的“贪吃”。于是，我的内心好受了一些。
然而，在“贪吃”年代，祖辈们告诫我最多的便是要管住嘴，莫“贪吃”。这是一个多么矛盾的年代呀。我的母亲尤为严厉。即使是去最亲近的外婆家做客，母亲也是忙里忙外，最后一个入席，并象征性地吃一点。在吃食上，她几乎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包括她的母亲。她会毫不犹豫地替我和弟弟拒绝所有别人的好意，哪怕这“好意”只是出于一种礼貌性的礼节。她的拒绝已经成为一种对待生活的本能反应。
我不知道她娇小的身躯，哪里来的气力，她一边猛烈地抵抗生活、拒绝好意，一边费劲地拉扯我们长大。她教育我们最多的一句：“偶尔一点好的吃食，只有惯坏你的舌头和胃，别无他用。”
一个临近端午节的傍晚，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外婆家送节。我不知道母亲给外婆“送节”送的是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空手而来。但我知道赶这个点去外婆家是母亲刻意的安排，我们就好错开饭点折回家里用晚餐，继续吃早上就熬好的一大锅粥。
在去外婆家的途中，弟弟心花怒放，一路蹦跳着在前方领路，得意忘形之下栽倒在田埂。弟弟一身淤泥，“面目全非”，无法见人。母亲只好领着我们折回家里，重新收拾一番。母亲这一次倒没了责骂，而是温柔询问并细心察看。我想我们是沾了端午节一路未谈吃和慈祥外婆的光。
我曾无数次见过某个孩子因贪吃或摔倒之后，孩子再又受到了母亲的一顿殴打和训斥，凄厉厉地惨叫与“叫你长记性”的怒吼一样让人听得撕心裂肺。倘若一顿毒打就能叫一个人日后遗忘贪念、避免跌倒，那么这痛如何巨大也是值得。
三里多的山路，崎岖难行，加上中途耽搁，等到外婆家已近晚饭时间。外婆当然要留我们吃，她煮水煮蛋，汤里放了白砂糖。这一次母亲似乎没找到拒绝的理由，她最常用的“刚吃饱”“没营养”很显然都不合适。
四岁的弟弟一口气吃了四个，还喝了一碗汤。他是真的放开了吃啊。八岁的我，稍微压制了点“贪吃”天性，也和弟弟一样，吃四个水煮蛋和一碗汤。其实我还能再吃下至少两个。但这已经是最巨大的满足。
我们俩吃过后就跑到后门的小青坡，那里有一片杨梅林，靠西边的两株是外婆家的。夕阳柔柔、林荫悠悠，杨梅剔透玲珑、艳艳红红。我和弟弟忍不住啧啧赞叹。
弟弟：“哥，我要是一只鸟，就飞上去衔住那颗最高、最红、最大的，再轻轻地啄一口。”
我：“你要是一只鸟，我就是一把揍你的弹弓。”
“你就不能也是一只鸟吗？”弟弟转头悻悻地看着我。
外婆挎个篮子走出后门，直奔我们而来。她要给她的外甥摘杨梅。
不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母亲随即就追了出来，她把外婆拦了回去。
她说：“刚晒过日佛头的杨梅有火毒，不能吃。”
阳光照耀大地，万物向阳而生。那一刻，我和弟弟都无比勇敢，都想尝试“火毒”的毒性，哪怕被毒死。
我们没能遂愿。母亲把我们撵回了家。
跟我一起生活在“贪吃”年代里的还有一条狗。它腿短，尾巴也短，一身浅色黄毛缀着星点灰斑，一对尖小的耳朵永远竖立着，好像为听命和捕捉信息而时刻准备着。我看它的样子就是一条很听话的狗。我的爷爷就曾抚摸过它的耳朵：“要听话，不贪嘴，看好家。”我猜想爷爷就是中意狗的耳朵才收养的。
一个秋风骤起的午后，斑点狗咧着嘴跑进了院子，一溜烟窜进偏屋旁的竹林子，吐着舌头，在我边上蹲了下来。我正好蹲在竹林边捡枯枝。
“死狗，死出来。”门口传来一声斥骂。我听声便能辨认，来者不善，她是我同桌蔡猴的奶奶—洪婆，是我们村少有的大嗓门，诡辩难缠，一贯是得理难饶人。
斥骂声如惊雷过境，一个硕大的影子跳入院子。靠在大厅竹椅上休息的爷爷被惊醒，小跑着迎了出来。
“狗东西，我一路寻着痕迹才撵到这，这么大一块酱油肉，全吃了。”洪婆的脸色由红转青，她用手在胸前比画了一个长度，又指了指大院门口的地坪，“看，一路的酱滴。”
我大气都不敢喘，狗也垂头丧气、毫无吠声，我们缩在一旁，只有两对耳朵是高耸着的。
“畜生，还赖死不认。”洪婆恶狠狠的眼神如刀子般向竹林子投掷而来。
“大妹子，这样骂未免太难听了！”爷爷也朝竹林子这边瞧来，他的脸色难看得吓人。哪有爷爷不护短。
“那条短尾狗，偷吃我刚晾的酱油肉。腿短，却蹦得高，跑得还快。”
“要活活把我追死。我看它没被噎死，也要被咸死。”
爷爷的脸色缓和了许多，洪婆骂得是狗惹事。爷爷满脸堆笑着赔礼，最后赔了五元钱了事。
“看住狗。”洪婆骂骂咧咧地走了。
“管住嘴。”“看住狗。”爷爷也实在气不过，责骂了两声。
狗自知罪孽深重，我也知晓自己看管不周之过错，我们自知理亏，就只好无比虔诚地聆听起教诲来。可斑点狗呀，它仅仅用耳朵听，终究还是没能听明白经过生活锤炼的粗俗的语言。
第二天的清晨，我发现狗儿溺死在西屋边的水井里。我和爷爷花了半天时间把井水舀干，费劲地把狗捞了出来。狗的肚子圆鼓鼓的，狗爪子全破了。
“阿弥陀佛，罪过。”“洪婆话糙理不糙，它真被咸死了。”爷爷在井底烧了一刀黄纸、一张净符。我和爷爷又花了半天时间，将它埋在后山的一棵老槐树下。
至此，和我一起生活过的那只“贪吃”的斑点狗就永远留在了那个“贪吃”的年代里。我知道，我即使接续在城里生活百年，我也依然不能被唤作是城里人。我和斑点狗一样，也已被封锁在那个“贪吃”的年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