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校园
颜怡选
儿子前年升初中，我送他去新学校读书，巧的是，这所学校的前身，竟也是我曾经的母校。踏进校园，一股熟悉且久违的感觉扑面而来，将我裹挟进记忆的漩涡。操场上，走廊边，教室里，我仿佛看到，一个来自农村皮肤黝黑的少年，与城里的同学们一起求学的身影。我闭上眼睛，当年的场景一幕幕浮现……
初中三年，我因与同学嬉戏打闹，以致荒废了学业。中考时，在考场内我无半分紧张，气定神闲填完试卷，在旁人诧异的目光中，第一个交卷走出了考场。殊不知，我交的不仅仅是几张试卷，更是我未来的人生。
中考成绩公布时，我毫无悬念地考了两百多分。这个分数，远远达不到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甚至也上不了县里面任何一所高中。看着身边的玩伴陆续去了外地读书，我心生羡慕，萌生了读书的念头。父亲不愿我过早地步入社会，托熟人找了关系，让我进了苍南县成教中心就读。虽然这是一所新办的成人高中，但总算是有书读了。
开学那天，父亲踩着三轮车送我去学校。我从三轮车的后视镜里看到父亲眼里的光，以及顺着脸颊淌下的汗水。抵达学校，父亲逢人便点头哈腰，与往日略带威严的他判若两人。从他脸上荡漾开来的笑容里，我捕捉到了一丝丝自豪。我心里不禁一阵酸楚，暗自发誓，要洗心革面，作别昔日颓废的自己。从此萧郎是路人。
上学时，我每天早上5点半左右便起床烧饭。用开水泡一碗紫菜汤，往里面洒上一小把虾米，偶尔弄一盘炒鸡蛋，早餐就这样草草对付了。出门前，父亲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5块钱给我——这是我一天的伙食费。因学校离家较远，来去不方便，午饭和晚饭我便在学校旁边的饭馆吃。吃罢早餐，我骑上家里那辆骑起来到处都响的自行车，迎着清晨的薄雾，沿着横阳江堤，穿过氤氲的竹林，一路骑行到学校。父亲也差不多与我同时间出门，去县城灵溪踩三轮车讨生活。
午饭和晚饭我一般会和同学易济意拼桌一起吃，我俩各出两块五毛钱——五块钱三菜一汤，管饱。如想吃得丰盛些，再约上三四个同学组团拼桌。几个青葱少年围着满满一桌的“饕餮盛宴”大快朵颐，是学生时代为数不多的欢乐时光。
那时，韩寒出版了一本《三重门》的书，班上有位同学买来带到教室里给同学们传阅。我一翻开此书，便被韩寒那既幽默又冷峭的文风所深深吸引。时至今日，其写作风格依旧深深影响着我。《三重门》售价16元，为了买它，每到饭点，我忍痛抛下易济意，独自一人去吃两块钱一碗的面条——只为一天能省下一块钱来买书。正值青春期的我，一碗面条的能量远远不够我消耗，常常未到饭点，肚子早已不争气地“咕咕”作响。为缓解饥饿，我早上从家里带来一个杯子，中午吃面时央求面店老板舀些面汤与我，下午趁四下无人之际，偷偷喝下以充饥。此后半个多月，我如法炮制，最终如愿将《三重门》买下。
当年，杨道德老师是我的政治课老师。杨老师为人热情，讲课风趣幽默，深入浅出地向我们讲解晦涩难懂的哲学知识。记得有一回，刚好讲到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节，突然，教室后面的一副画“啪”地一声掉在地上，吓得后排那位同学从座位上嘣起来半米高，“皇天”脱口而出。正当众人惊魂未定聒噪不休之际，杨老师神态自若道：“画掉下来是必然的，但现在掉下来是偶然的。”此言一出，成功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
上高二时，我被同学们推选为团支部书记，杨老师是学校的团委书记，我与杨老师接触的机会便慢慢多了起来。当时，学校成立了一个文学社，我报名参加并有幸成为文学社的骨干成员。杨老师也在团委办了一个团刊，我们文学社社员写的习作，会择优发表在团刊上，而我有幸得到了杨老师的指导，经常有习作刊发在团刊上。我的写作爱好，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萌芽。
然世事无常，我高二刚读完，家里便突遭变故。彼时，父亲的情绪极其低落。我已记不清，几多无助的夜晚，我紧随父亲的脚步，深一脚浅一脚地踏遍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是荒野山林。渐渐地，我也变得意志消沉，萌生了退学的念头，再三思忖，毅然决定休学。
高三开学时，我去学校跟老师和同学们道别。我写了一篇文章，将其打印出来，带到学校分发给老师和同学们，以示留念。前些年，同学蔡连场发了封电子邮件给我，点开之后赫然是我当年送给他的那篇文章的图片。我顿觉心里一暖，原来蔡连场这么有心，还一直珍藏着。
班主任金余芬老师得知我的家庭处境后，当即表示要向学校申请减免我的部分学费，使我大为感动。其时我心灰意冷，已无心求学，婉谢了金老师的好意。临别时，金老师一再嘱咐我进入社会之后要时常回学校看看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禁心头一热，连连点头。
我敲开了杨道德老师办公室的门，向其表明了来意。杨老师听后嘴唇微颤，起身紧紧握住我的手：“怡选，保重！”我的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我知道这是老师对我最真挚的寄语。
跟老师和同学们一一道别后，我转身离开。这时，上课铃声响起，我穿过教室外狭长的走廊，耳畔不时传来老师的授课声以及同学们的朗朗读书声。离我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我径直出了校门，之前强忍住的泪水此刻如绝堤的洪水倾泻而下。不管不顾。我不敢转身，因为在我的身后，是我的整个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