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张月香 ——一个追求光明女性的坎坷人生
陈彬彬
1925年11月5日，母亲(张月香)生于福鼎县前岐镇新城街一户小工商业主家庭。家中有三个兄长和一个姐姐。她三岁丧父，由外婆一手带大。
外婆八岁当童养媳，她不希望女儿重蹈覆辙。外婆对母亲十分溺爱放纵，母亲从小随性，贪玩。
母亲九岁上学，一天放学回家，见海边站着几个小孩钓小螃蟹，她也急忙跑回家取了根绳子，抓了一把地瓜米，学着钓小螃蟹。不小心掉海里，幸好被大人发现及时救起。回家后，受到外婆及家人的训斥，要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不准上学。恩威并进的劝教，使她开始收心，用功学习，不久当上了组长。
1934年3月间，由于民国政府腐败，对工商业者的盘剥和压榨，外婆只好停业，带领一家老小回县城桐山娘家。
迁回桐山，家人认为女孩子能识一点字就行了，不想让她再上学。为了继续求学，母亲哀求外婆，并向兄长求助。外婆见她如此爱读书，便提出约定：每日早晨起床煮饭、扫地、倒痰盂、擦烟筒、洗碗后上学；午饭后要把碗洗了再上学；晚上完成洗碗擦灯罩等活再做作业，她只好允了。起初，她认真执行，但一周后，就慢慢地开始偷懒，久而久之，就都不干了。外婆见她安心读书，也就不提约定之事。她没让外婆失望，第四学年下期，当上了女生中队长。
十五岁母亲小学毕业，休学在家，开始缝袜头做手工，挣钱贴补家用。不久，家人就开始张罗，为她找婆家。母亲不想重蹈姐姐包办婚姻的不幸，要求继续上学，并明确表示，“若不能再升学，宁愿去死，也决不与他人结婚。”她明白，不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就必须尽快地找到工作，自食其力。第二年，福鼎县地籍处招临时职员，她得消息后，立即报名参加考试。虽然是临时工作，但终于自立了，家人也为她高兴。
十八岁那年，福鼎简易师范设立公费招生，学制四年。她取出多年积攒的私房钱，偷偷地报了名，并如愿考取。她怕长兄不同意，只与外婆打了招呼，像“犯人逃出了牢房一样，快活要命”。鼎师四年，是寄宿制。她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业方面很用功，深得老师的好评。
第一学年，家境还过得去，翌年为了躲避日本鬼子，全家又重回前岐。此时，随着二个兄长娶亲，奶奶病逝，加之生意不顺，家道逐渐没落，她自觉地开始了节俭的学生生活。
假期，听兄长说柘荣有免费报送二名普师读书的名额，她便决定第三学年去柘荣教书，争取一年后保送高师，减轻家庭的负担。
第四学年，她如愿以偿，重回师范。师范毕业，她被分配到前歧中心国民学校。校长思想保守，学校气氛沉闷。有一次当地演京戏，校方规定不准学生去看戏。但母亲在完成教学任务后，应女生要求带她们去看京戏，校长得知后不允，但她认为曾向校办公室和教导部打过招呼，坚持让女生看完戏。就此事，校长在学生放学排队时，要女生出列跪地接受批评。她据理力争，呼女生站起，并把责任包揽过来，各不退让。最后在同事的调解下，学生才得于放学。第二天，当听说教导部要对学生作记过处分时，她马上写辞职信，以示抗争。
暑期，她住在姐姐家，认识了邻居蔡金娥。蔡的丈夫欧阳宽1942年担任中共鼎平县委书记被国民党杀害，她时常告诉母亲一些时事，如国民党政府如何不作为，不得民心；共产党如何为劳苦大众着想，民心所向，队伍逐步壮大。
后来被抓“壮丁”逃回的三兄告诉家人，共产党军队在战场上如何勇敢，如何优待被俘的国民党兵。让母亲对共产党有了真切的了解，她从心里向往成为共产党人。
当时外婆年老体弱，她不忍离去，十月外婆病逝，伤心之余，更坚定了母亲追求进步的决心。
第三学期，校长辞职去了台湾，校内引进了一批新教师。新来的校长张振农和外来的同事蔡昌寿(蔡逸生)、杨茂贻、何国生等，为学校带来了生气。
母亲寄宿校内，每晚与蔡昌寿、杨茂贻、何国生等人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她感觉蔡昌寿是十足的理想者，有很强的正义感，很像她心目中的共产党人。在得到证实后，母亲向他表明了自己的追求，向往成为共产党人，愿为新时代的到来出一份力。
1948年3月15日，她在蔡昌寿介绍下，如愿加入地下党城工部。入党后，她积极完成组织上布置的任务，听说组织上缺乏经费，她立刻把外婆给她的陪嫁金戒指献了出来，交给组织，做活动经费。
同年四、五月间，她向蔡昌寿提出辞职去部队的要求，七月下旬接上级组织通知，29日将有人带领前往浙南参加游击队。与她同行有福鼎师范同学赖雪超。
能够正式入伍，她悲喜交加。从地下党成为“地上党”，光明磊落地成为一名战士，走向光明之路。可是这一去，有可能牺牲，或十年八年不得回家，见不到亲人，又有点伤感。第二天，她在挚友的送行中，坚定地向桐山方向出发。
到桐山，与赖雪超会合，她们一同上路。8月1日早上，她们终于到达浙南机关所在地。当月，她们参加中心县委组织的第二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她们重点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学习特委的有关文件，并就为什么参加革命开展了讨论。一个多月的学习开拓了她的眼界，让她对时事有了明确的判断，对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政治觉悟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都得到了提升。
为了防止敌人的围剿，青训班开班时在泰平区黄畲村，后又转到山后村，中间一段时间还转到鼎平县的南宋洋。教室时而在群众的厅堂，时而在深山老林，膝盖就是课桌。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是能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在一起，她感到很幸福。
1948年9月，学习结束后，她即分配到泰平区从事妇女工作。她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开展妇女扫盲，引导妇女自强自立，启发她们参与革命的热情。母亲写有一手小楷好字，经常帮助上级机关抄写文件。业余时间，利用自己的业务专长，帮助工农同志学习文化知识。
1949年1月母亲调到福鼎西北区负责妇女工作，同年6月福鼎解放，母亲又被调到福鼎县机关从事妇女工作。
同年10月，她被指派到福鼎一区玉塘乡任乡长。走访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抗租斗争，七个月的任职经历，对她的帮助很大。她逐步改掉任性和小资思想，成熟了起来，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母亲与父亲(陈勉良，曾任福鼎县委书记)相识在泰平区，当时，父亲在泰平区任区委书记。1949年八、九月间父亲调任福鼎县民运部部长后，他们再次相逢。一年多的接触，他们相知相爱，结成革命伴侣。一个知识女性与年长十岁的工农干部的结合，诠译了母亲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追求。1952年至1955年间，她随父亲工作变动，先后在福安专署司法科和福建省人民法院福安分院任审判员；柘荣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1956年回福鼎，任县妇联副主任。她上进好学，业务能力和工作能力都得到领导和同志的认可和称赞。
1957年反右派运动，正值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林业会议，外出近二个月。期间，县里开展大鸣大放，动员大家提意见。她就县委主要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组织部门在提拔使用干部问题上的不公允，及对妇联工作的不重视等方面提了意见，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当父亲会议结束回家后，母亲已被下放西山乡劳动改造。
次年，因县委主要领导的坚持，加重了对母亲的处理，她被追定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留用察看，工资待遇由行政19级降为25级。1959年才经地委批准摘帽，安排在县医药公司工作。
文革期间，母亲因1948年参加地下党城工部问题，及父亲所谓“大叛徒、走资派”问题的牵连，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挂牌站街、批斗、跪打等迫害。
1967年，父亲、母亲相继被被老区群众秘密转移回家乡。1969年，中央下达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福鼎县革命委员会在多次组织抓捕无果后，革委会主任军代表亲自带队到我家乡，希望带信，动员父母归队，并承诺“保证人身安全”。至此，他们决定归队，并相互鼓励“一定要活着，还自己一个清白，给自己一个交代”。9月返城，当即就被分开隔离关押。
但她相信党，相信父亲，坚信家人一定会有团聚的一天，信念支撑着她顽强地坚持了下来。1979年3月，福鼎县委对她的右派问题进行了纠正，1981年6月福鼎县委又对她所谓的“派遣特嫌”冤案作出平反。苦尽甘来，母亲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
此后，母亲一直与父亲相互陪伴，相敬如宾，在福安和省城生活。晚年的母亲为了让子女能全身心地做好工作，除了照顾父亲，还承担了照顾孙辈的任务。
我们敬重母亲，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无比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