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高崎

■鲍克让

高崎辞世，我十分悲痛。想不到，去年底我与他在县城望鹤南路的一次散步，竟成最后一次见面。他是我初、高中的双重校友，低我一届。因年纪略小，他来信中称我学兄。而我不敢称他学弟，因为我自知才学不如他。

这个叫“高崎”的诗人和作家，原名其士，相比著名的科学家高士其，只是名字的次序颠倒一下而已。有个性的其士不想沾高士其的光。于是，他自行改为“高崎”，成为后来年轻一代的文艺爱好者口中的“高崎老师”。但老同学们还是叫他其士。初中时，还叫其士的高崎，身材瘦小，眉清目秀，机警聪明，只是有些调皮。他在灵溪中学纪念校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讲了一件往事：有一次上生物课，他在课桌的隔桶里偷画了一幅老师郑从立的漫画——头发散乱，下巴肥大，笑容可掬。郑从立老师发现了，抓了个现场，可眯眼一看，忍俊不禁，自言自语道：“这家伙，把我画得还挺像呢！”当年的高崎爱好广泛，写作、美工、音乐、体育都能来一手。班级出特刊，文艺宣传队下乡都少不了他。那时正值大跃进，在新民歌创作热潮的推动下，他无师自通地写出了诸如“捎包茶叶到北京”等民歌体新诗，并在当年郑立于先生所编的《平阳报》及《浙南大众》的副刊上发表了。

我与高崎的长期交往中，他对文学艺术的执著追求和超然物外的苦行僧生活，精神令我钦佩。他毕业于六十年代初期的浙江大学化工系，先在温州化工部门供职多年，后因一次让他恐慌不已的青霉素过敏医疗事故，转调到地处温州五马街繁华地段的市商业局工作。八十年代初，有一天，他顿悟：必须皈依文学！于是他便以病退的方式，离开单位，进而离开了拥有贤妻爱子的家，独居乡间陋室，潜心读书写作。这是他特立独行的地方，从此他在大家心目中变得非常“崎”特。不过我一直纳闷，他的过敏事故是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借口。

高崎近乎隐居的住所最早是地处垟心的灵溪家堡的祠堂，实在简陋，可前去探望的友人不少，姜玉铭先生与我是其中的常客。我们一般都是夜里前去，几乎每次都带着四样东西，手电筒，蜡烛，打包的下酒菜（花生米、牛肉干之类）和烧酒。我们照着电筒，穿过田间小径，绕过几个水塘，抵达高崎的住处。煤油灯亮度不够，便加蜡烛数只，然后摆开酒菜，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虽不能算远客，但高崎每次总是摆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亲热劲。城中大桥建成后，街道延伸，家堡开始热闹起来，打扰了高崎平静的读书生活，他只得搬迁到更远的樟浦。新住所在一个农家的西首耳房（俗话叫“披”），朝西的大门之外有一小块空地，空地往西有茂林修竹，很契合“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文人需求。这里四周阡陌纵横，小桥流水，风物宜人。尤其是春夜蛙鼓阵阵，夏夜虫声唧唧，秋夜冷雨敲窗，冬夜犬吠声声，平添了高崎的生活情趣和创作灵感。不过入门即为陋室。蚊帐内半床棉被半床书。床前是一小水缸，高崎很有创意地在上面盖一块厚实的木板，既当书桌，又当饭桌。旁边的墙角散落着锅和煤油炉。就在这里，高崎度过了近十年如一日的读书、写作半隐居生活。

高崎渐渐出名了，市内县内不少人知晓，尤其是年青文学爱好者，都知道灵溪的城西有一个“诗歌的圣地”，纷纷造访。我与姜玉铭依旧是常客，不过加了很多“高崎式”的任务。那时没有手机，高崎爱用“写条子”的方式，吩咐谁谁谁去的时候带十本稿纸，谁谁谁带几期至几期的某文学期刊。有一次我一进门，他激动地拉住我的手，深邃的两眼放着光，从床上拿起新出版的《诗刊》，向我展示他写的一组新诗，并将诗刊编辑王燕生写给他的一封回信读给我听，内称该诗作“语言凝炼，意象缤纷，我真不愿意删去一个字”云云。这时候，我强烈地感受到，高崎多年修炼，已成正果了。于是我以试探的口气问高崎，你难道就这样隐居下去，不想出去看一看新县城？高崎笑笑说，时候到了，我当然会出去的。

过不久，高崎真的“出山”了，县城的街头巷尾经常看到他骑车和漫步的身影。隐居的生活结束后，他开始参加文艺圈的各项活动，如市、县文代会，文艺创作座谈会，作品加工会，下乡采风等。他陆续出版了《复眼》、《顶点》、《分割黄金》等诗集和散文集《圣迹》，并被中央电视台的“读书·生活”栏目专题介绍。后来我们经常见面，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在县图书馆的读书会上。这个读书会因为张祖辉、周景义两任馆长的鼎力支持，坚持了数年，而高崎几乎期期参加，并谈笑风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参加读书会的有萧耘春、郑立于、杨奔、刘德吾、姜玉铭、陈革新、叶宗武等先生，本人也叨陪末座。如今，杨奔、刘德吾、高崎三位先生先后作古。回想读书会时的热闹情景，不禁潸然泪下。

有一次，高崎心血来潮，要研究民间布袋戏的语言艺术，我便陪着同行，到大观前垟村拜访了布袋戏名艺人康昌党老先生。康老先生在谈到如何创造幽默的语言效果时，举了两个例子，一是颠倒词序。如向屋内人发问“门内有人吗”，却说成“人内有门吗”，肯定会引起人们哄堂大笑。二是似是实非。如两个更夫在巡夜前进分工的对话：甲对乙说，头更你巡，二更我悃（即睡，注：目字旁，右困，下同），三更你巡，四更我悃，五更两人一起巡。乙说，那么不是你全悃，我全巡吗？说到这里，高崎哈哈大笑，表示回去后要写一篇有关布袋戏语言艺术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不见发表。

我没有记错的话，高崎的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是在去年《今日苍南》报社举办的副刊创作座谈会上。他戴着一顶紫檀色的礼帽，显得精神焕发。会上，报刊副总编陈革新在肯定高崎的创作成就之后，给他开了一个玩笑。革新说，本届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原定高崎先生，他连答谢词都写好了，后来此奖项怎么被莫言拿走了。这时众人笑，高崎也笑了，但并没有回应。邻座的年青作者陈文苞先生凑近我的耳朵轻轻地说“高崎不是默认了？”会后，我随手把疑问转给高崎：陈革新开你玩笑，你怎么不作解释？他笑笑说，既然大家都知道是玩笑，还解释什么。这是高崎的机警、沉着之处。

去年底，我们的最后一次散步中，高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老鲍，你老是低着头走路，显得很低调，以后要挺胸昂首走路，拿出一点气派来。”我想想也有道理，就接上说，试试看吧。后来我又转过念头，个人有个人的作派，我还是我行我素，坚持低头走路为好。不知此时的天国里，高崎是不是还保持他那特立独行的作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