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宽评苏渊雷——狱里研《周易》 终成“不易才”

　　陈骋

　　苏渊雷先生在《易学会通》自序中说：“《易学会通》初稿十七篇，都五万馀言，余忧患之所作也。”苏先生在序中还说：“《易》为忧患之书，而生生不已。今是昨非，时中为大。”在今苍南县钱库梦园(苏渊雷纪念馆)中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苏先生书写的一句名言：“《观》之时义大矣哉！”《观》是《周易》中的一卦。可见苏先生的学问得力于《易经》，具有辩证思维，哲人风范，从而淹贯文史哲，成为一代宗师。后来他的好友钱锺书在《谈艺录》序中也说自己的书虽然是赏析之作，其实是忧患之书。《周易·系辞》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据说《周易》是周文王被纣王囚在羑里而写成，可能因其身陷囹圄，生命攸关，就给自己算算命，卜一卦。苏先生是被关在监狱之后，开始研读《周易》(《十三经》之首)，像近代《易》学大家杭辛斋一样。

　　杭辛斋(1869—1924)，浙江海宁人，民国《易》学巨擘。苏渊雷先生在《易学会通》新版序中说：“五十年来，国内治《易》学者，尚未见有超越杭辛斋先生者。”杭氏本是一位有志于天下的革命活动家，后因反袁而入狱，开始研读《周易》。杭氏名慎修，似乎与清代《易》学象数派中的江慎修有关，而苏渊雷原字仲翔，也似乎与东汉末年《易》学象数派中的虞仲翔有关。杭辛斋属象数派，苏先生说自己偏重于义理派(渊源于魏晋时期的王弼)。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五天，即4月17日，在那最恐怖的时候，苏先生因为曾任温州学生联合会主席等职，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刘绍宽在《厚庄日记》1927年4月17日记道：“晤林松田，始悉省中拿共产党甚烈，温属各县党部常务委员皆缉捕，拿到戴荫良、苏中常等三人，范介生、游公任、张培农皆逃。”苏中常即苏渊雷原名。隔江瑞安当时著名学者张棡也记日记，留下了一部与《厚庄日记》相媲美的《杜隐园日记》，他在是年5月9日的日记中也记道：“是日，戴婿胜秋、外孙学弢均下午回里，先过德昌访予，晤谈片刻去，并言其侄树棠、陈仲雷、苏仲常、戴醒群、林允明均数日前已为司令部押解上省。”解省后被判十九年徒刑，关在杭州陆军监狱。

　　在炼狱中，他读了大量的书籍，“涉猎佛典、《圣经》、《易藏丛书》”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写出了自己第一部学术专著《易学会通》。晚清时宋恕曾劝章太炎读佛经，后来章也是在狱中开始认真研读释典，从而写出了“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这一学术杰作。1933年，在刑期过了三分之一时，即七年后，苏渊雷由旅杭温州同乡会会长、太湖水利局局长林同庄先生保释。他在自传中说：“只有与死神较量过的人，才会懂得人生的意义。我抖擞精神，向着浩瀚的人海走去。”从此他更像他“本家”苏东坡那样豁达，热爱生活，折节读书。出狱后，“中常”易为今名“渊雷”，字仲翔，“渊雷”二字出自《庄子·在宥》篇：“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其实苏先生的提前释放，是与刘绍宽先生的努力有关。刘绍宽《厚庄日记》1931年1月12日一则：“前为苏中常事，函托林同庄设法营救，得复，谓已托叶溯中往察情形，再商营救之法。”叶溯中，永嘉朔门人(今鹿城区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时任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校长。由于刘绍宽通过林、叶等得力人的营救，苏先生才得以提前结束身陷囹圄的忧患岁月，没有了生命之虞。

　　1933年6月，苏渊雷出狱后，就把自己的《易学会通》初稿呈给自己中学时的校长、恩师刘绍宽。《厚庄日记》1933年8月1日一则：“阅苏中常《易论》初稿毕。中常以共产嫌疑系狱多年，在狱中著此书，自谓十七篇，都四万馀言，自属稿至写定，不及十日。数年来读书积理所得，除散见《修慧证情集》外，尽于此矣。所恃以读书论世、接物待人之方，不外乎此云云。余视其所阅采书不下二十馀种，颇多名通之论，不易才也。”苏先生经过长期的读书积累、人生历练，尤其是狱中七年的悟“道”，厚积薄发，只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就写成《易论》(即《易学会通》)一书，可见捷才是与好学深思分不开的。于是刘绍宽作为一个老辈的学人，给予青年学者苏渊雷一个极高的评价：“不易才也。”无独有偶，张棡在1937年8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晨起阅平阳苏渊雷所撰《易学会通》一书，融中外学说而一炉冶之，六通四辟，益人神智，真后生之可畏者。”真是英难所见略同。

　　历史上，我们这个地域研究《易经》著名的，有宋代平阳水头人朱元昇，他自少至老，自学《易经》。他学本邵雍，师承刘牧，探究《河图》《洛书》，属《易》学中的图书派。赞成图书派的，还有薛季宣，而叶适对太极两仪之说进行了非难(见《习学记言序目》)。到了清代，青田端木国瑚冶汉学、宋学于一炉，“视焦(理堂)、纪(慎斋)二氏更上一层，允是殿全军而为胜清一代《易》学之结束矣。”(杭辛斋语)苏渊雷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会通”，沟通中学、西学，写出了《易学会通》一书。全书分上、下二编，上编《绪论》“穷理”，下编《广论》“尽性”。《广论》的最后一篇是《论忧患》，在阐述终极关怀的前提下，提出了“与民同乐，与物同忧，而后忧患始可祛”的现实关怀。

　　同年(即1933年)9月，从《厚庄日记》中，我们可以获悉刘绍宽读了吴感卿(恒)所译的《北欧集》，序言中说是受胡适等人授意后翻译此书，当时学界有用小说来启蒙、教育群众，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读后，说只有其中《十五年徒刑》这篇“具有意味”，写一位律师被判刑后，关在监狱里，开始自修，成为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确见无期徒刑较死刑为胜”。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囚人一转而读古书，研究各种文字与哲学和历史。四年中，读过六百本书籍，则能脱去从前一切恶习矣。再进而读《圣经》，求自然科学、药学、哲学等，则能贯澈人生目的。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矣，较之从前豪赌之二万万金，真如粪土。人能自少至老，孟晋不已，境界实是如此，而此缩短于十五年。观其境界，则非得囚禁之力，不致于此。”刘绍宽还说：“青年读此，可憬然悟矣。”刘绍宽也许有感而发，因苏渊雷的遭际与此律师有相似之处，都是在狱中发愤读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从而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成为一个知识渊博而又有智慧的学者。 (原载《温州人》杂志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