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林娟辉
“人老茶枯！”一声轻叹，几多感慨。
春末的一个午后，9名两鬓泛霜的老人站在矾山镇“井巷之家”前的公路旁，举目四望将矾都包围的各座山，不见自己那一代人用青春、血汗开垦的茶园。“好像一个故事突然没了尾声。”吴雪玲伤感地低下头。在他们的身后是富有历史感的矾矿标志建筑——明矾煅烧炉烟囱，天茫茫，发苍苍，一幅沧桑画面。
这群老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50年前，他们正当青春年少，响应国家号召，意气风发，带着棕蓑、斗笠、锄头，在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分赴矾山各山头，开始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光阴荏苒，当年的激情和苦难都已远去，连见证他们青春的茶园、杉树林也已如烟散去。只是往事并不如烟，依然在心头迭宕。
今年是矾山知青茶场建场50周年，一些知青借此机会，多次相聚，叙旧，缅怀那段战天斗地的青春。近一个多月来，记者在矾山奇石馆、在赤家山分场、在矾山南下路、在灵溪一女装店，专程或偶遇——聆听他们“既苦又甜，无怨无悔”的青春往事。
创业，有苦也有乐
1962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为缓解就业压力，1964年，平阳县委和县府以集体的安置办法，创建矾山知青茶场，矾山镇政府动员全镇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金秋十月，首批138名知青在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分赴水尾、半山窑、大山、南下小牛溷四个分场落户，伴随着“矾山知青茶场”红旗逐渐在矾山16个山头扬起，热火朝天的劳动也随之迅速展开。
“那么艰苦，那么奋斗，思想那么健康。”49年后，浙江省首届先进知青代表、67岁的吴雪玲回忆知青生涯时，连用了三个“那么”。因为家庭划为地主成分，1965年，她初中毕业后求学受阻，和一批同等际遇的同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落户在海拔400多米的赤家山分场。
“当时我们热情很高，干劲很大，决心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创业。”一群刚踏出校门的青年满怀激情向赤加山挺进，当真正到达的是个“开门见山，出门爬山”的无人烟之所时，“心还是冷了一半”。
环境的恶劣抵不过理想的炙热。抱着“只有经过贫下中农再教育才能出头”的信念，知青们在老农的指导下，起早贪黑，开荒山、填石沟、砌茶坎，搭草棚、建宿舍，挖水井，挑沙、挑石，挑粪，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任它手破肩肿，任它腰酸背痛，几个月后，“文弱书生”逐渐锤炼成“劳动能手”。
吴雪玲回忆，每天晨曦微露，肩扛锄头，边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边昂首阔步向劳动场地走去，用红塑料丝勾织的小方袋里放着《毛主席语录》，挂在锄头上，在身前一晃一晃的。“真的跟电影演得一样！”往事历历在目，让吴雪玲无法平静，她兴奋地站了起来，边走边用那双因劳动过度而五指关节变形的双手比划着，激昂生动，仿若年轻模样。
“白天干活，晚上还在煤油灯下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完了还要自娱自乐，做戏唱歌。”吴雪玲还清晰地记得，1965年赤加山分场刚成立，宿舍未建起，赤加山分场场长将屋子让给她们8位女知青住，他自己和男青年住到庙里或草棚下。十七八岁的她们朝气蓬勃，在场长家翻箱倒柜，专挑大衣等长点的衣服，当做戏服，将平时6个人一起挤着睡的大床当作戏台，像模像样地扮起《白毛女》片断。意犹未尽，还要飙起高音：“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
欢歌笑语惊扰了山中夜晚的沉寂。
“地主崽，不好好改造，还这么快活。”在村民的谩骂声中，姑娘们眼泪涟涟。可青春总是藏掖不住的，第二天劳动照旧，学习照旧，“娱乐”也照旧。
饥饿，年糕作记号
60年代，一碗白米饭会是一个极其诱人的赌注，可以让一位男知青在漫天飞雪中赤膊奔跑20多分钟；一个番薯丝团，可以让一位女知青在挑石的路上饿得快昏倒时，不得不放下尊严向路旁一农妇“乞讨”；一次和驻地部队的联欢，可以让知青们满怀期待，不仅仅因为其联欢愉悦了精神，还因为部队的饭菜丰足，解放了他们的胃。
当时矾矿工人每月工资是30多元，知青参照矾矿的最低生活标准，每月生活费男生８元，女生7元，每月25斤粮票，用粮票买一斤米9分。这样的供应，在那样的劳动强度下，忍饥挨饿是经常的事。一分钱的生豆腐要节约着吃两顿，用酱油或红糖拌饭，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吃饭女当头，下山男当头。”1974年落户鲤鱼尖分场的陈礼敬回忆，“并非绅士风度，而是吃前面的人都挖中间的饭，较软，吃了干活容易饿；后面剩下的是锅边的饭硬些，像锅巴吃了干活不易饿。干了一天活，回去时肚子饿慌了，男生咬着牙飞奔下山，上山50多分钟的路程，下山只用十几分钟。女生落在后面望尘莫及。”
很多分场原本没有路，路是知青们从乱石堆、荒草中硬走出来的。在这样的山路上行走都有点困难，何况是挑着一两百斤的东西。“中途没有一个平整的地方可以停歇，特别是挑大粪，洒了不能捧，一路得小心翼翼。”挑大粪对知青体能是个极大的考验，常常半途就饥饿难耐。为了应对这种饥饿，一次，吴雪玲和场友去镇上挑大粪时，各人买了一条年糕，“放哪儿好？挂扁担上，会被熏臭”，大家统一把年糕放在挑粮食知青的箩筐里。“怎么区分？”一位知青想出了妙招：每人在年糕的不同位置咬一口当作记号。随后不时想着、说着“记号”，一路上似乎能闻到年糕飘香，也就忽视了大粪的臭、路途的难了。
工分，代表着荣誉
凌晨4点多，夜幕尚未开启，换气声和脚步声在矾山四周交错响起，窄窄的山路上急急地行着一群挑大粪的年轻人。刚开始，知青到镇上挑大粪感觉很难为情，总是选择在黎明之前，以避开人群那种“知识青年当农民，是金条塞石缝，好料子白糟蹋”的目光，但挑大粪一趟下来就能挣14个工分，渐渐也就“顾不得脸面”了，不管山路崎岖，体力稍好的一天能挑四个来回。
茶场每月发工资，可以说是旱涝保收的。但他们一样要干活挣工分，男劳力保底10分，女知青一般是8分，“按劳取酬，说是到年底按工分结算分红”，其实年终收入并未因之有太大的起伏，但他们依然争先恐后。挣工分似乎是对接受再教育的最直接的理解，代表着一种荣誉和肯定。
为挣更多的工分，一个女知青看天气晴好去昌禅挑沙，返回途中天空突然变脸，刮风下雨让山路尤其难行，防不胜防，人连土箕一起滚下山坡。爬起来幸好人无大碍，可一担沙子洒在山坡上，捧都捧不起来。心疼、委曲、担心挨批，百感交集，让她顷刻泪如雨下。
40年前的六月是周义凤的预产期，挺着大肚子，加上双腿浮肿，上厕所都已艰难，但为了不丢工分，向来干活不让须眉的她仍旧坚持在劳动一线，挑、挖什么活都干。只到大家都担心她随时会把孩子生在工地上，方回家待产。到家人一躺到床上，渐渐不省人事，3天后方才醒来。
“当知青时很有意思，比现在快活。”上周，在仁英路一女装店，记者偶遇周义凤等4名1966年进场的女知青，靠着柜台，她们叽喳不停地聊着知青岁月。“干活的事问我。”爽朗的周义凤怕记者不明白，冲到一排花花绿绿的衣服前，拿出一个衣架当楮脚，操起一个勾衣杈当扁担，马步一扎，演示起如何借助楮脚轻松挑起200多斤的东西。由于年轻时“太能干”，她说“现在身子骨败了，每个关节都疼”。
就这样，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矾山茶场知青流血流汗，用十年时间先后征服了26座山岗，开山40000多立方，建造茶坎20000多条，填平了100多条乱石沟，造就粮田102亩，绿化荒山3000余亩，开辟茶园1000余亩，造就了一个郁郁葱葱、瓜果飘香的矾山。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自力更生，办起明矾厂、农机修造厂、茶叶粗制厂、砖瓦厂、集体畜牧场，基本实现了制茶、饲料加工的机械化，生活自给自足。
离开，知青情未了
1964年，成绩拔尖的陈岳正因“血统论”成为矾山6名高考学子中唯一的落榜者。1979年，在知青茶场呆了15年的他参加招工考试，仍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矾山供销社录取，在那个35型拖拉机堪比现在的保时捷跑车拉风的年代，供销社是个招人艳羡的单位，但工作不到两年，陈岳正仍又回到茶场。此事当年上了温州日报头版。 近日，在矾山镇南下路吴雪玲的家里，现在村卫生室奉献余热的陈岳正骑着“老伙伴”——陪伴他25年凤凰自行车抽空赶来，向记者道明缘由，“一是因为茶场当时发展得非常好，工资是外面的几倍；二是因为15年的知青情感。”
自1964年建场起，矾山知青茶场作为浙江省知青上山下乡唯一就地安置创业的知青点，每年有不少知青进来，也有部分知青以招工、当兵、上学等方式离开。还有开山队的知青为了茶场的发展，外出开矿，并将自己55%的收入反哺茶场，一些知青由于工伤事故，永远留在了异乡的工地上。 据资料统计，1964年至1980年，矾山知青茶场共接纳知青1005人（包括社会青年）;1964年底至1976年，矾山镇知青茶场为社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人才，先后报送大中院校读书、部队当兵、企事业招工等300余人。这一千余人中，有的成为成功的商人，有的成为教授、军官，但大多数人仍旧普通，从上山下乡到分流下岗，以知青生涯所练就的坚韧在时代的洪流中起伏、打拼，荣辱不惊地慢慢老去。
今年清明期间，300多名知青从八方赶来，齐聚矾都。隔了几十年的岁月，老场友相认、拥抱、流泪，追忆……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相聚。为了这次相聚，一些人两年前就开始筹备，成立矾山镇茶场知青联谊会，重访故地，收集原始照片、文字，编纂画册——既是为了纪念矾山镇茶场建场50周年，更是为他们那不可复制的青春做一次集体祭奠。 聚会上，知青拿到将他们青春定格的画册—《曾经的岁月》时，先是迫不及待地翻开、久久凝视，继而热泪盈眶。
上山下乡，那是特殊历史年代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条路上的苦难已被过滤，而“知青”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和特殊情感，已镌刻进他们的生命，且行且珍惜。在多次采访中，知青都很乐观豁达，笑谈苦与乐。除了对很多知青至今仍无医疗保险深表遗憾外，对于曾经的困厄，不公，他们没有怨言。
“若说苦，那是世界第一苦。”72岁的“老先进”陈庆旋笑笑，好像怕被断章取义，随即郑重地说，“我们既苦又甜，无怨无悔。”
【编辑：李甫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