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南 村

最初认识灵溪，是在读小学五年级那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凌晨四点多左右，父亲挑着一担松枝，我背着一袋大约十斤左右的番薯丝，借着残月的清辉一路急急缓缓，歇歇停停，挥汗如雨地赶市。到灵溪时，日头已经一竹竿高了。

在我的印象中，灵溪的柴街（现在上街与古磉范围）就是一个专门交易柴薪的市场。那天，让我这个生长在深山里的孩子第一次领略了街市繁华的场景。

父亲从柴贩手中接过两块五毛八分时，就在路摊边给我买了个馒头，然后牵着我去堂五伯的家。他们好像约好似的，堂五伯手捧水烟筒早就候在门口。五伯看到我也不觉意外，摸了摸我的头：十二，阿村今年长高了点，你们吃了没？

“吃了没？”是当时最温情、最亲切的问候。父亲把番薯丝递给五伯：吃了，刚才已买包子吃了。然后他们哥俩就有一句、没一句地寒暄。

五伯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在前线打仗光荣负伤，从后方医院出院后，他向当地政府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要在灵溪柴街当市场管理员。他在我们老家族姓男丁中，排行老五，我父亲排行十二。他们虽非一母同胞，但族亲堂兄弟之间的感情远胜过现今的血亲同胞。

五伯母给了我们一袋回馈的礼物，有豆龟饼、花生仁、软烧饼。那从袋里透出一丝丝的油香味，诱得我如孙猴子看到了大蟠桃。但父亲递给我两个豆龟饼就把袋口扎得贼紧。两个豆龟饼，尽管还是咽不完的口水，但我第一次感受到“朵颐”的快感。

正是那一次的诱惑，使我的大脑从此抹不掉第一次对柴街具象或是抽象的记忆，那豆龟饼的油香以及嘈杂的市井氛围，使我产生了如五伯那样对柴街的强烈好感。

1981年，正是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灵溪成了现在的县城，在我的惯性概念中，灵溪即是柴街。后来到灵溪的次数逐渐多了，去五伯家也不必父亲带路，轻车熟路的只要有机会到灵溪，就登门吃一顿便饭或买一两个豆龟饼尝尝。但由于当时囊中羞涩，每次都是浅尝辄止。

我之所以想经常到柴街的另一个重要诱因，是老街原灵溪小学边厢有一家旧书店，书店面积不足十平米，老板是黄宅内的一位黄姓老先生。这家书店兼营新旧图书。我每次去，除了带有“揩油”式的阅读之外，见些心爱的书就想买，但终因底气不足不敢问价。老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尽管我看多久也不厌烦，有空时还倒杯茶叫我坐着看。有一次我在不经意间发现一本姚鼐编注的《古文辞类纂》，平装定价7.35元，我看后爱不释手，但那时身上只有3元钱。黄老先生一眼就揣透我的心思，说你拿去吧，赊给你。我把3元递给他，说下次来补上。他说你回去还要走那么长的路，饿了怎么办？

半年之后的一天清晨，当我怀着感激之情叩开书店时，出来的是一位年轻小伙，那小伙告诉我，黄老先生是他外公，一个月前突然病逝了。我当时失声痛哭……

1985年我在文化馆搞民间文学三集成的时候，县城的中心和繁华地段在城中路、公园路一带。后来，我结婚生孩，一直租住城中路，柴街在我的印象中，逐渐偏离了“中心”的位置。

柴街及灵溪街，现在归属城西区域，城西办事处就设置在原凤山巷的灵一小区。可不知为什么，当时那一带是被划入城南的范围，店铺招牌就有“城南杂货店”、“城南旅馆”、“城南XX堂药店”等，至今建兴西路中段还有“城南停车场”的牌子赫然在目。对此，我曾试图努力查证东南西北拧不清的原因，但后来想想，这名称无关大局，也就作罢。我认为重要的是，城南毕竟比三十年前的老灵溪变化甚大，副食品市场、水产市场以及坝头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都是市省级乃至国家级较有影响的名片，灵溪中学的规模与气魄也已今非昔比。

地名也与人名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如今县城真正的城南，已被珍藏为美好的“城南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