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苍南精神是怎样炼成的

□ 杨道敏

6月1日以来，经过各界人士的热情参与，“苍南精神”评选终于名花有主，“苍海纳百川，敢为天下先”荣幸入选。有着127万人口的苍南县是温州模式的主要发祥地，1981年建县后，在国内首创城镇土地有偿使用、户籍制度改革、股份制经济、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农民承包经营民航客运班机航线、浮动利率、第一家私人钱庄、第一家私人典当行等众多全国第一，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竞争力百强县之一。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苍南精神是这样炼成的：

一、苍南精神是逼出来的。苍南人有着强烈的自强和创业创新精神，没有等靠要，因地制宜闯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发展新路子。

苍南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半亩，又缺资源，要靠有限的耕地很难养活自己。1978年全国农民年人均收入为134元，浙江为160元，而苍南境内约44.3元。由于吃不饱饭，金乡曾经发生待业青年抢夺镇委书记饭碗的事情，宜山、钱库等地则有不少人外出温州、福建等地乞讨为生。

为解决吃饭问题，金乡人在文革期间关起门来偷偷印制饭菜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顿时让金乡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当时全国几百所大学招收新生，需要大量的学生证、校徽和饭菜票等“四小商品”。金乡人抓住了这一千古难逢的商机，只有8万人口的金乡小镇很快办起了七百多家家庭作坊，从业人员一万多，几乎家家制作校徽、饭菜票、学生证和商标等小商品。

为了收集致富信息，金乡人在国内率先办起了信息服务社，订阅大量报刊，专门收集、分类并给用户推销相关信息。“业务信”在推销金乡“四小商品”方面则起了桥梁纽带作用。金乡人把广告用“三分钱”邮票寄到全国各地，做遍天下生意。同时有上万名供销员跑生意，并在全国设立200多家业务办事处，找信息，接生意。“一双手，两只脚，三分邮票，四小商品”成了金乡人致富的窍门。1978年后的十年间，“四小商品”给金乡人创造了超亿元的纯利润。1987年，金乡镇成为温州市第一个工业产值超亿元镇。

1978年以后，钱库的经济发展很快，一些家庭工厂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苍南国有集体金融部门根本无力解决。1984年，在江南医院收发室当工人的方培林经过市场调查，确信办钱庄能弥补信用社的不足之处。同年9月29日，他挂出了“方兴钱庄”的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实行比银行更为优惠的存贷办法，并在经营管理中采取“董事会制”、“财产法人承保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苍南精神是闯出来的。广大基层干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突破当时政策的某些限制，并用活用足政策。

1984年4月，时任钱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毛遂自荐来到龙港担任镇委书记时，面对的是一没资金二没人才的困境。为此，他在全国率先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有偿使用，通过“八颗大印捆在一起盖”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以优质的服务来改善龙港的投资环境。

首先是突破了农民不能进城的政策限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鼓励农民离土离乡，欢迎农民到龙港落户和务工经商，吸引周边广大率先富起来的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自建住宅落户，在原先偏僻荒凉的龙港很快聚集起了人气，当年7月，短短10天内，就有2700家专业户申请落户龙港。

其次是突破了土地无偿划拨使用的政策限制，对进城农民征用土地按不同等级收取土地使用费，仅一年时间就收取了1000多万元市政设施费，基本解决了城镇建设“三通一平”所需资金。在建镇头两年，全镇累计总投资1.33亿元，其中群众集资11049万元，占85.8%；合股投资686.5万元，占5.1%；国家投资1216万元，只占9.1%。

第三是突破“唯成份”经商办厂的限制，不争论姓“资”姓“社”，人不分南北，地不分东西，业不分工商，放手让各种经济成份参与城镇经济建设，让进城农民自办企业发展、自谋出路就业。

通过这三项改革，龙港成功地解决了城镇建设初期人口集聚、建设资金来源、经济发展三大难题，创造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农民自费建城的奇迹，走出了一条农村城镇化的新路子。建镇第二年，龙港就聚集了周边两省六县2万多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几乎没花国家一分钱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平地而起，很快引起了国内媒体、理论专家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纷纷来此采访、视察。从此，龙港成为中国农民自费造城和农村城市化的样板。经过十年发展，至1994年，龙港镇的经济实力跃居温州市小城镇第一位。

随着龙港的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集聚，经济总量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逐渐暴露出镇级行政管理体制、镇级经济管理权限、城镇建设管理水平与龙港的城市化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使龙港出现了“镇级体制、县级规模、市级要求”的现状，镇政府一度陷入了“小马拉大车”的困境。为进一步推进龙港的发展，从1996年开始，龙港实行了小城镇综合改革，在政府行政管理、财政管理、计划管理、工业管理、城镇建设和管理、办教育的思路和办法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从而消除了一些长期困扰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障碍。2009年进行的龙港镇强镇扩权改革，也有力地推动了龙港“四个文明”建设。

三、苍南精神是放出来的。县里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撤卡”、“松绑”，无为又无不为，为发展商品经济大开绿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突破“左”的思想束缚，钱库区委领导在经济工作中实行了“三放”政策。首先是“放人”，即把善于经商的能人逐步放出来，为发展商业和繁荣市场出力。区工商所大胆打开登记大门，在几年内登记个体商业经营户达1200多户，让个体户开大店，开夫妻店，开父子店，搞经商致富。其次是“放店”，即调整商店经营规模，使之与管理水平相适应。如镇内一家西药店原有职工7人、家属工6人，商店的架子搭得很大。由于经营能力差，职工之间有矛盾，药店连年亏损，越办越糟。通过改革，自愿组合，该店分为5个小店，大大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很快扭亏为盈。第三是“放权”，即对集体商店实行经理负责，自由组合，盈利分红，亏损分摊，按劳取酬，奖勤罚懒，从而增加了商店销售额，增加了企业利润，增加了职工收入，商店越办越好。

上世纪80年代初，金乡、钱库、宜山一带家庭工厂有十万余家。成千上万的购销员走南闯北，把苍南产品推向全国，把全国信息带回苍南，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中起了桥梁纽带作用。但当时家庭工业和购销活动得不到全国各地广泛的承认和支持，从事面向全国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拿不出法人的公章、介绍信、合同书、银行账户而受到严重影响。为此，金乡镇首创挂户经营的形式，让购销员和家庭作坊挂靠集体企业，以“乡办”、“镇办”、总厂、总公司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它使家庭工业越过流通的障碍，跨上了发展快车道。1985年金乡镇的挂户企业发展到61家，占全镇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

为解决信贷资金不足问题，1980年10月1日，金乡镇信用社率先突破全国统一的固定利率，参照信用社历史上最高的利率水平，根据当地资金供求情况、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农村民间利率水平、物价上升幅度和存贷合理利差等因素，实行利率浮动改革。将一年期存款利率由月息4.5‰上浮为10‰，贷款利率由月息6‰上浮为15‰，结果不到三个月，该社就扭转前26年的亏损局面。现浮动利率已在全国推广应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苍南农村出现了股份合作经济的初期形式，当时称之为股份性合作企业。温州南方啤酒有限公司的前身——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是温州市第一家实行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也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的诞生地。1985年的一天，几个做啤酒批发生意的朋友找上了还在桥墩卫生院当牙医的吴祖宗，决定利用当地丰富优质的泉水，创办一家投资35万元的啤酒厂。为解决资金问题，被推举为厂长的吴祖宗以5000元一股，广招股东，筹集了四十来万资金。按照当时人们的观念，办厂总得找家挂靠单位。可是这么一家股份合作企业却没有人敢收。这国营不国营、集体不集体、个体不个体的单位算什么性质呢。最后县工商局开了半扇门，给办了张临时营业执照。没有靠山，反而成就了小小了啤酒厂。他们推行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正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厂长权利和义务的做法，成了中国规范化股份合作企业的典范。1987年上半年，股份合作企业占了我县经济半壁江山，全县农民合股企业发展到600家，年产值3亿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一半，上交国家税收1600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四、苍南精神是保出来的。上级领导与时俱进，相关政策及时跟上，避免了苍南改革开放进程的大起大落。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温州成了争议的热点。为此，国务院研究室三下温州调查姓“社”姓“资”问题，确认包括温州股份合作经济在内的温州模式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由于上级领导的明察秋毫和与时俱进，使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苍南没有受制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从而为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作者为县文联副主席）